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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的高三党 　　1.实名制后，“丢票”已成伪问题

　　2.贫二代别放弃“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

　　3.养老院遭闲置，未必全是政府部门的错

　　4.叶良辰出道，少年加油！

　　5.索要“带孙费”不是简单的家长里短

　　6.公交私自涨价的问题该如何化解？

　　7.“道德银行”不能止于浅显的复制与欢呼

　　8.莫让人大代表沦为实名举报的拦路虎

　　9.景区被摘牌，旅游局局长该当何罪

　　10.掌掴办事老太被撤职并不冤

　　11.不收“份子钱”取决于市场的力量

　　12.监督“关卡”岂能沦为“空门”

　　13.幼儿集体裸照上网：一次社会教育课

　　14.大V医生涉性侵：别让桃色模糊了是非

　　15.国考冷热不均中的正常与不正常

　　1.实名制后，“丢票”已成伪问题

　　朱昌俊

　　浙大支教女生因火车票遗失被要求补全票，将昆明铁路局告上法庭，日前杭州铁路运输法院已立案。铁路部门回应称：铁路部门推出丢失车票挂失补办措施，旅客先办理补票、进站乘车，核实丢失车票使用情况后，到站再退回补票款。（10月18日中国之声）

　　火车票丢失后要不要补票？这其实是实名制购票后所产生的一个新问题。因为在实名制前，火车票就是乘客与铁路方面发生服务关系的唯一凭证，所以丢失了也好，被冒用也好，铁路部门很难去查证，丢票的乘客只能独自承担损失，这并无太大争议。但实名制购票后，纸质票已经不再是乘客购票的唯一凭证了，无论是网络购票，还是网下购票，都会留存“一对一”的购票信息记录，再规定让丢失纸质票的乘客补票，无疑显得不合理。

　　面对质疑，铁路部门回应称，此前遇到过：甲买车票，乙没有买车票，甲把车票交给乙，乙凭车票进站乘车，甲购票记录进站乘车。这或许确有其事，但其背后的逻辑却站不住脚。众所周知，现在乘客进站，要么要使用身份证“刷证进站”，要么要接受工作人员“人、票、证合一”的检票，如果这两个方面的必要程序都执行好了，乙持甲的纸质票乘车的现象显然不可能存在。那么，让丢票的乘客来承担铁路方面因检票不力所产生的成本，其公平与合理性就值得疑问。

　　诚然，因丢票带来的信息核实问题，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工作量，但市场化改革后的铁总已经是一家公司。那么，在管理政策上应首先着眼于方便乘客，而不是优先考虑方便自己，是任何企业都该遵循的市场原则，铁总不应该例外。丢失纸质票后，乘客出示了纸质票照片，网站购票成功短信、邮件和身份证等，却仍被工作人员以“按规定”为由要求全价补票，这之中所反映出来的服务温情的缺失，更是让人诧异。事实上，工作人员所称的“规定”，只是前实名制购票时代的产物，在实名制实施后，其存在的正当性早已过时。

　　针对这次事件，铁路部门回应称，旅客可先办理补票、进站乘车，核实丢失车票使用情况后，到站再退回补票款。较之以往，这确实展现出进步的姿态。但问题在于，“先补票再退款”是否真的有必要？一来，所谓先补票再退款，首先还是默认了此前乘客与铁路部门契约关系的失效。二来，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做到即时核对丢票乘客的购票信息并不难。再者，到站“再退回补票款”，给乘客和铁路部门都增设了一道程序，可谓“化简为繁”徒增麻烦。因此种种权衡下，“先补票再退款”实无必要。

　　在实名制购票的背景下，所谓“丢票”在技术层面，其实成为一个伪问题。而改革后的铁总也成为一个市场主体。在技术进步和市场改革的双重“红利”下，铁路部门的服务理念和相关规定，都应该进行相应的更新，以提升服务水平，让民众享有更多的获得感——乘客丢票后到底该如何公平处理，就是很好的试金石。无论这次官司的结果如何，铁路部门都应该迈出更大的改进步伐。（朱昌俊）

　　2.贫二代别放弃“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

　　李劭强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年应届生就业调查报告》显示，从毕业生的城乡来源角度分析，农村家庭的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成为就业最为困难群体，失业率高达30.5%。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委托有关单位开展的调研中，有学生表示：“不怕苦，不怕累，只怕没机会。”这份调研报告指出：“机会公平是最重要的公平，然而农村贫困家庭大学生最缺乏的恰恰就是机会。他们曾经将希望寄托于教育，然而现实是这条路越走越难。”（10月18日中国青年报）

　　就业难，会动摇人们“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与信心，尤其是对于迫切期待以知识来改变命运的贫二代。当他们看到贫二代的失业率更高时，会有怎样的凄凉感受和真实痛楚？一个之前赖以支撑前行的梦想在走向社会，甚至是还未走向社会时就轰然坍塌了，他们是该无奈地抱怨，抱怨自己的出身，还是焦急地等待，等待社会更加公平？无论怎样，直接的感受可能是“知识改变命运”是骗人的！否则，自己为何找不到工作，自己所学的知识为何只是徒增压力与内疚？这是很多已经失业或面临失业压力的贫二代，必然会有的心理感受与心路历程。

　　就业中确实会存在不公平的竞争，这种不公平的竞争需要高度重视。这种不公平的竞争在加剧着现实的就业难，这种不公平的竞争本身就是一种“就业难”。从社会的角度看，当然需要把这个问题当成一个亟待解决的议题、难题，从多个方面综合考虑如何有效推进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如何保证求职者，尤其是贫二代们的求职公平。这是社会应该做的，也是必须做好的。如果，只是把贫二代的就业难当成一种习以为常的现象，只是以感叹代替思考，以摇头代替追问，那么问题必然持续存在、愈演愈烈。而且，人们担心的阶层固化现象将因为知识的无力，而更加严峻。

　　但从个人的角度看，贫二代们不该放弃个人的努力，不该放弃“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反而需要在就业难的艰难现实面前，意识到大学是可以改变一生的机会。与社会相比，大学是更为单纯和公平的环境，一个学生只要努力，大学总会给他们足够的机会，学生应该利用这个相对公平开放的环境，规划自己、锻炼自己、培养自己；同时，大学又是学生走向社会之前最集中的学习阶段，他们赖以生存的专业能力、生活能力，可以在这几年的时间得到快速提升、针对提高，就看他们有没有这样的自觉与自省。毫无夸张地说，大学应该是一个人实现蜕变的人生阶段，对于视野不够开阔，习惯了保守与回避的贫二代来说，更是如此。

　　所以，在进入大学后，贫二代不能像其他群体的大学生一样，忽然失去方向，失去自律，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无聊的游戏与无止的迷茫中；而是应该学会自我反思和自我管理，发现自己身上必须要改正的缺点，认识到自己未来必须要具备的能力，把大学当成一次必须抓住的机会，实现一次不能错过的“脱胎换骨”。一些贫二代大学生之所以在竞争中败下阵来，很重要的原因，不是他们是贫二代，而是他们习惯把迷茫和迷失当成是应对未来风险的一种麻醉，把放弃与抱怨当成是应对社会不公的一种常态。这样的大学生怎么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要知道，就业难其实是普遍的。

　　有人会说，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确，就业公平有赖于规则公平、社会公平，这是个人所无法左右的。但是，也别忘记，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机会还是存在的，市场经济首先需要的是人才，而不是什么贫二代或富二代、官二代。如果贫二代能够坚持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能够成为市场竞争中所需要的人才，那么即便在一个地方遇到了不公平，也会在更多的地方，有更多的机会来实现个人价值。所以，在等待社会更加公平的同时，贫二代千万别放弃“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别放弃每一次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这其实是他们最可依赖的路径。（李劭强）

　3.养老院遭闲置，未必全是政府部门的错

　　龙敏飞

　　“我这一生艰苦创业、勤俭持家，攒下了积蓄，能为乐清老人留下一座公共福利设施，我觉得值。”今年75岁的虞一杰曾是兴乐集团名誉董事长，在年底，为了实现“退休后能建一座养老机构，为更多的老人安度往年”的心愿，就向集团董事会递交辞呈，并筹资万元在乐清建余霞乐园。年底，工程竣工后移交给乐清慈善总会。但近日记者发现，该养老院却遭闲置，甚至开业时间都无法确定。（10月18日《现代金报》）

　　民营企业家灌注自己的热情与爱心，几乎用自己一生的积蓄建造了一座养老机构，这本是一件利民惠民的大好事。随后，其把这家养老机构移交给相关部门，结果三年过去，这家养老院却遭遇闲置的尴尬，甚至连开业时间都没有确定。企业家的热心与政府部门的冷淡，形成鲜明的对比，也立马让政府部门遭遇了极大的批评与质疑，各种谩骂与不雅的词汇纷沓至来，当地政府机构也几乎被戳上“十恶不赦”的标签。

　　理论上来说，当地有关部门既然接受了民营企业家建立的养老机构，就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与义务。比如，当政府部门接受养老机构之后，理应第一时间进行科学的评估，并根据这家养老机构的优劣点出台相关的路线图，即这家养老机构还需要什么配套设施？政府部门还需要做什么工作？等等，都应该有清晰明了的计划。而且，对于具体的开业时间，也应有最基本的预估。这些，应是相关部门接手养老机构之后的底线之举，遗憾的是，相关部门并没有做到。

　　这是不是意味着，养老院遭空置就全是政府部门的错呢？其实也不全然如此。以此事为例，为何还没有开业呢？为何开业时间都无法确定呢？就因为该养老机构建立在风景优美的雁荡山杨八洞山麓，环境和地理位置不错，但交通和配套设施却没有跟上。全国老龄办副主任吴玉韶曾表示，“很多人投资养老产业，市场调查简单粗暴。”而当前的这起爱心之举，也有简单粗暴之嫌。毕竟，在景区好是好，但并没有考虑养老者的实际需求。

　　而事实上，养老机构空置的事情，在很多地方都有出现过。为何会这样呢？还在于当前的养老机构规划不够科学。比如，有些政府部门建立的养老机构建立在郊区，仅仅考虑成本问题，却没有从实际出发，虽然节省了成本，但却背离了老年人的需求。对很多老人来说，一旦养老机构的设立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其必然会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那养老院的建立，便失去其现实价值。而除此之外，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都是60后，目前的市场需求仍然不够旺盛。

　　这些外部因素，都是值得考虑的，这就是说，当前这家养老院遭闲置，未必全是政府部门的错。而此事也给社会带来一定的提示与警示：养老事业的发展，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这点毋庸置疑；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仍然需要爱心人士与政府部门之间做好协调工作、市场调查工作、科学评估工作等等，不然，好心也未必能办成好事。养老是一项事关民生的大事，也是一门技术活儿，除了爱心之外，还需要更多的科学谋划。（龙敏飞）

　　4.叶良辰出道，少年加油！

　　邓海建

　　叶良辰旋风又来了！数日前，自称良辰的小哥为了不扫宿舍的朋友两肋插刀，画风感人，语气醉人，于是瞬间爆屏，亿万网友被“古风总裁”的对话倾倒。数日后，叶良辰已有了网红的认证，在浙江台州进行艺人培训，练歌、学吉他、培训形体。报章杂志上，有关叶良辰的花边，和蔡康永与“康熙”的告别排版在一起。这说明，叶良辰同学至少在形式上，已经跨入了娱乐圈。（10月18日光明网）

　　身为“网红四少”，叶良辰的命运像坐上了过山车。从一个酸菜鱼米线店的打工仔，到一个签约经纪公司的艺人，几天时间，身份置换完成。叶良辰有多火呢？据说9月24日，“叶良辰吧”开通，半天时间内粉丝数突破20万。再一次，网民以围观的力量，完成了注意力上的“造神运动”。

　　尽管没有人知道叶良辰不过是19岁男孩吴博伟的ID，也尽管所有人都知道这不过是年轻人私生活中策马扬鞭的寻常光景——但，这并不妨碍大人们在光怪陆离又枯燥贫瘠的网络生活中，自己为自己找了一场开心麻花般的本色喜剧：一个小孩子家家，口气狂放、话语玄幻，字里行间释放的，是与时代不符的偏执，是与逻辑不合的夸张，是我们想而不敢的快意。不过，笑一笑，乐一乐，终究是要过去的。就算要消费这种注意力，总不能每次上台都自带 　　只是，重口味可以偶尔开胃，但终究不能像饭粥般三餐轮回。约瑟翰庞麦郎的名字再洋气，也只能有一双“滑板鞋”；芙蓉姐姐的腰肢再柔韧，也只能摆出一个“S”形……这些陕西同乡的网红命运，大致就是世界网红定律。这一点，当然不用我们为之操心。趁热打铁，捞一票走人，合理合法，谁也不要眼红别人。能做场华美的梦，顺带着改善生活，且不说拉动内需等微言大义，起码是没什么公害的人生选择。少年，加油。

　　网红的世界，并不需要太多人懂。说个细节，年淘宝66大促刚过，销量TOP10的店铺，有7家让很多人觉得陌生。这背后，是“网红经济”的崛起，数以亿计的销售额背后，往往链接着社交媒体上百万量级的粉丝。这是“互联网+”背景下的经济范式。跳出虚妄的道德诘责，粉丝与购买力之间的有效兑现，也是考验智慧的市场命题。

　　说到底，若非颜值惊人，各色网红的平地惊雷，不过是大众文化心态中“缺什么补什么”的逻辑在作祟。这话有人可能不同意，流俗的网红那么多，难道我们都缺“三俗”？只能说，高大上久了，偏方式恶补低俗，可能也是一种自然的平衡法则。叶良辰也好，赵日天也罢，无厘头之外，也许，是这个奔跑的时代，真心该补点什么。

　　5.索要“带孙费”不是简单的家长里短

　　斯涵涵

　　在中国传统观念里，爷爷奶奶带孙子，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很多时候，老人不仅要带孙子，甚至还要自掏腰包养孙子，遇到不讲理的儿子媳妇，孩子出了什么问题还得承受子女的种种埋怨。这几年，索要带孙费的报道时有见诸报端，但真正打官司的少之又少。不过今年，广西陆川县56岁的杨金美就将儿子和前儿媳告上了法庭，向他们索要“带孙费”。（10月18日成都商报）

　　纵观新闻，杨金美老人并不是一开始就索要“带孙费”的，而是在隐忍了十几年，精力不支，财力不济，儿子儿媳撒手不管的情况下，忍无可忍将其告上法庭，可见无偿带孙还是大多数家庭比较常见的模式，而这种模式之中往往隐藏着难以言表的爱与痛。

　　前儿媳在法庭上辩称：作为孩子的奶奶，照顾孩子也是应该的，如果这都要给钱，那是不是天底下所有亲人之间的照顾和帮助都要和利益挂钩？如果我给了钱，以后孩子出了问题，我是不是可以向其追责？”这句话是反对索要“带孙费”的典型代表。在他们看来，老人带孙子似乎是天经地义，带孙子不应该和金钱挂钩，否则就是伤害亲情。这种观念的普遍性造就了杨金美老人儿子、儿媳这类年轻人“生而不养”的借口和约定俗成的“带孙潜规则”

　　其实老人帮忙带孙子，本身就是一种亲情的自然反映，因为老人年纪大了，辛劳一生，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帮助子女带孙子，既是对子女的帮衬，也是一种劳动付出，如若不是出于亲情的考虑，就不会如此劳累且心甘情愿。因此，对于子女来说，老人放弃带孙子的报酬，是对子女经济、情感上的支持，但并不代表带孙子就是他们的义务。退一步讲，即使父母拒绝带孩子，儿女也不能因此拒绝赡养父母。总之，老人带孙子是情分，不是本分，是一定程度上的约定俗成，但不代表法律。

　　我国法律规定，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在父母有抚养能力的情况下，小孩的爷爷奶奶（即祖父母）或外公外婆（即外祖父母）对自己的孙子女或外孙子女并没有法定抚养教育义务。但杨金美老人儿子、儿媳一直都将孩子甩给老人，也不给孩子的生活费，为人子女者不体恤老人，为人父母者不尽到父母责任，只顾自己玩乐，是变相啃老行为，暴露出当下一些年轻人自私自利之心。

　　依照《民法通则》第93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出的必要费用。”因此，法院判决作为奶奶的杨金美对两个孙女没有法定或约定的抚养义务，其帮子女照看孙辈，是一种劳动付出，有权向子女索要劳动报酬。可见老人向子女收取“带孙费”是合法的。

　　而从伦理上说，无论带不带孙子，子女都应尊重老人的意愿，不能用等价交换的想法绑架亲情，如果老人帮忙带孙，子女一是要从言语上、行动上表达感激之情，让老人觉得自己受到尊重；二是要适当给予劳动报酬，既是一种回报、感恩父母的方式，也可以成为分担育子成本、纾解家庭矛盾的润滑剂。

　　索要“带孙费”不是简单的家长里短，而是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法制观念进步的表现。尽管近年来关于有偿带孙的争议越来越激烈，也越来越频繁，但像这样真正诉诸法律的还很罕见，而支持老人索要“带孙费”的法院判决，则在父母与子女、义务与权利、亲情与责任之间厘清了一条法律界线。摒弃“有偿带孙”的传统偏见，明晰每一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社会转型期间都需要重新审视与构建新型的价值观念，重视利益主体多元化下的利益诉求，迎接现代消费社会对家庭传统伦理的挑战，该案无疑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案例，不可不察。（斯涵涵）

　　6.公交私自涨价的问题该如何化解？

　　叶祝颐

　　近日，长春市公交线路纷纷涨价。记者10月17日从长春市地方道路运输管理局了解到，截至17日，长春市私自涨价的公交车全部恢复原来票价运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如果仍有公交私自涨价，执法部门将对公交线路的经营者进行严厉处罚。据公交经营者介绍，民营公交涨价是因为补贴没到位。“往年一辆车的油补可以达到5万多元，今年差不多要减半，这让很多车主都接受不了。”（10月18日《新文化报》）

　　公交经营者无视乘客利益，擅自提高公交票价。这种做法显然不对。相关部门及时叫停公交私自涨价行为，维护广大民众权益，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公交为何突然“私自涨价”值得思考。在商言商，经营者是要盈利的，他们不会做赔本买卖。在客流相对稳定、利润微薄甚至亏损的情况下，经营者眼巴巴地指望着政府的5万元补贴。政府却减少他们的油补。他们还能淡定吗？他们即便不“私自涨价”，其服务积极性和服务水平也难免会受到影响。因此，公交经营者通过涨价表达利益诉求，做法虽然不理性，但是其动机不难理解。当然，公交企业是盈利还是亏损，还需要公交企业按照城市公交企业运营成本必须向社会公开的规定自证清白。

　　乘客叫苦，经营者委屈。公交私自涨价的问题到底该如何化解呢？虽说长春市将部分公交线路交给了民营企业。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公交行业具有特殊的垄断属性，政府不能简单地把公交企业界定为经营性企业，用纯市场眼光衡量公交服务。而忽视公交的公益性。因此，城市出现多条公交线路私自涨价事件，既是在提醒公交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不能无视社会责任。也是在提醒政府不能做甩手掌柜，把公交服务责任一股脑推给市场。放手让公交经营者与乘客博弈，听任经营者随意涨价绑架乘客利益。政府应该思考如何优先发展公交产业，保护广大民众的交通权益。

　　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应该对公交服务承担责任。政府要做市场做不了，或者说做起来不合算的事情。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住建部等六部门制定的《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意见》明确指出：城市公共交通是公益性事业，必须实行低票价政策。公交优先作为一项惠及广大群众的民心工程，就是要为民众提供优质便捷的公交服务，让民众得到实惠。完善城市公交系统，其最终目的不是盈利，而是承载着提供便民服务的社会责任。政府允许民营企业参与公交运营，履行公益服务，却大幅降低给民营公交的补贴，政府对民营公交经营者和公共交通服务的责任体现在哪里？

　　当下，公交优先已经成了政府与社会的广泛共识，许多地方政府出台了优先发展公交的实施方案，制定了解决市民出行难的具体措施。一些城市还推出了免费公交服务。当然，并不是每个地方有实力潇洒为免费公交买单，但是让利于民，优先发展公交的民生导向是一样的，政府不能提供免费公交、廉价公交，至少要确保公交正常运营与司机正当权益。

　　因此，面对民营公交的私自涨价行为，政府一方面要做好协调工作，督促公交经营者履行社会责任，不能随意涨价绑架乘客利益。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对公交服务要有政策托底的责任担当。在认真调研、科学测算的基础上，继续给予公交行业财政补贴与政策扶持，让民营公交经营者吃下定心丸，而不能厚此薄彼，随意减少给予民营公交的补贴支出。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政府可以考虑以回购、补偿的形式引导民营企业退出公交服务，让公交行业回归公益本色。（叶祝颐）

7.“道德银行”不能止于浅显的复制与欢呼

　　斯涵涵

　　10月16日，家住龙湖郡50栋、现年63岁的朱幼萍从龙湖远达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手里接过了一桶食用油。但这桶油并不是由传统意义上的货币或者其他普通劳动所得，而是从一本深红色的存折“兑换”而来。存折上面存的不是金钱，却是朱幼萍从今年1月份以来参加小区义务巡逻、帮助残疾人做卫生、在社区老体协活动室值班等兑换存下的“道德币”。（10月19日华西都市报）

　　又一家“道德银行”开立了，人们纷纷开户积攒道德，以获取“道德币”，舆论也不吝赞美之词。

　　人们做好事，换道德积分存入银行，不仅可以兑换相应的物品，遇到困难时，也可以启用自己的“存款”去换取自己所需的服务。在道德滑坡的当下，充分发挥道德资产的激励作用，引导、吸引更多居民争做好人好事，让“好人好报”切实可见，培养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空间，积蓄文明力量，其良好初衷和积极意义不容否认。

　　论起来，这家“道德银行”并非首创，近年来全国各地类似新闻也不乏见，最终效果却难如人意。就拿报道中所说的这家“道德银行”来说，吸引了近位居民开设账户，但辖区居民却达户左右。经过10个月的发展，目前居民参与情况仍未达到预期的热度。可见“道德银行”，不能只是简单的开设与复制。

　　“道德银行”简言之，就是仿照银行的形式，把居民在社区的优秀道德行为兑换成一定的积分，存入自己的账户。众所周知，金融银行有一套严格细致的核算体系，“本位币”和“利息”也有非常严格的规定，而好人好事终究属于道德范畴，有的人做了好事不图回报，有的人存在证据、证人不足的情况，有些好事的“量化”标准未必严谨，加之道德资产的投资及管理缺乏精细评估等等，这些都影响了“道德银行”的运营与拓展。

　　在参与范围上，道德银行的积极参与者多为老人与学生，而可以用“道德币”兑换的大米、卫生纸或食用油等生活用品，也对于老人和经济不宽裕家庭有很大的吸引力，而那些经济条件相对较好、日常时间并不充裕的家庭以及企业就恐怕难以囊括其中，受众的局限性限定了“道德银行”的作用发挥。

　　追根究底，道德储蓄银行储存的不是金钱，而是居民综合表现量化而成的“道德币”，虽然意义大于形式，但形式也是内容的外在反映。将善行具体量化，的确一段程度上可以激励和引导人们“聚小善以行大善”，但道德过于货币化、功利化，也会走向人人敬仰的“道”与“德”的反面。对于“道德银行”，简单复制、浅尝辄止、单一倚重甚至寄托过高希望，都可能事倍功半甚至收效甚微。

　　固然，“道德世界不是成色均匀的美玉，而是由低到高的阶梯”，但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无私奉献、不图回报是传统美德的本质内涵，弘扬道德终究不能止步于简单、物化的较低层次，真正的“道德银行”必须注入源源不断的新鲜活力和不竭动力。面对复杂多元的社会阶段，社会结构和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建设新型道德系统不能依赖于僵化的固有思维，还需要不断完善与提升。“道德银行”，不能止于浅显的赞美，传承道德、光大道德、践行道德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社会工程，困难、挑战与创新总在时时处处等待着我们。

　　8.莫让人大代表沦为实名举报的拦路虎

　　龙敏飞

　　近日，曾数度登顶河南富豪榜的辅仁药业董事长朱文臣，因一封实名举报信而陷入舆论漩涡。在信中，实名举报人武姣姣列举了朱文臣超生、贷款诈骗等7项内容，举报人还称朱文臣侵吞国有资产，盗用“宋河粮液”商标，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并借此起家。不过，辅仁药业 　　武姣姣等人实名举报全国人大代表朱文臣一事，在网络上持续发酵。比如，朱文臣有六个子女，五个与其妻子所生，一个是其情妇所生，严重违反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再比如，朱文臣的发家史有问题，是侵吞国有资产起家的……而实名举报人在“举报信”之外，还拿出了一些证据，可谓有理有据。

　　而被举报人方面，则在其 　　不过，在实名举报人大代表事情发生后，有一些细节值得玩味。一方面是在网络上，实名举报朱文臣的事情可谓满天飞，各种传播媒介都在传，若真相不能及时到位，那公众便会不知道该相信谁。

　　而另一方面，10月15日河南省民营经济发展座谈会在郑州召开，深陷舆论漩涡的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文臣不仅参加了座谈会，还介绍新常态下企业发展的经验做法，并就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提出意见建议。

　　一面是反面典型，一面是正面典型，哪一个是更真实的朱文臣呢？公众自然不敢下结论，还需等待真相揭开帷幕。记者向当地求证，当地也只是表示，已经成立调查组，目前正在调查。

　　“正在调查”这样的说法，公众并不陌生，因为其早已出现多次，甚至，“正在调查”已经成为敷衍舆论的万能挡箭牌。为何呢？因为你若说人家不作为嘛，人家已经在努力了；但你若说人家作为了，似乎也看不到结果。这样模糊其词的拖延战术，已经被相关部门用过多次，且屡试不爽，毕竟，舆论 　　遗憾的是，从9月21日爆出武姣姣实名举报朱文臣的事情开始，如今已经进展近一个月了，除了“正在调查”之类的说法，其他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比如，朱文臣还是全国人大代表；比如，朱文臣在官方，还是民营企业家的榜样与范本……

　　当然，这般说法不是“有罪推定”，也不是全相信实名举报之人，而是想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当一名人大代表深陷舆论漩涡时，官方能不能积极作为，还原事情的真相呢？总不能让公众一直猜猜猜吧？

　　说这么多就想表达一个意思，即实名举报人大代表，官方应该有正面的回应。什么叫正面回应呢？就是事情是什么样的就说成什么样，并且拿出足够令人信服的证据，而不是像如今这般“打太极”，也不是要保护地方的GDP命脉、对相关民营企业家加以保护。

　　就如今而言，对朱文臣以及鹿邑当地的负面影响已经存在，当地更应挖掘这背后的真相，若是武姣姣等人诬告，那就还朱文臣以清白；若是确有问题，则对朱文臣施加惩戒。如此一举两得的办法，当地何乐而不为呢？这就是说，人大代表的身份，不应该成为实名举报的拦路虎。

　　更何况，这起实名举报若是处理不好，势必会影响中央提倡的该项制度。若是实名举报都被冷处理或变成烂尾举报了，今后还有谁敢实名举报？可以说，鹿邑当地的政府部门，不仅仅是在处理一个举报事件，更是对中央鼓励实名举报政策的一种落实与践行。当地采取怎样的措施，或将成为实名举报能否大力推开的一个风向标。

　　道理如此简单，当地却不积极作为，有让这成为烂尾举报的嫌疑，难不成，这背后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龙敏飞)

　　9.景区被摘牌，旅游局局长该当何罪

　　高亚洲

　　河北秦皇岛山海关区原旅游局局长、现山海关政协副主席杨小军回忆起山海关被摘牌一幕后连呼“太痛心了”，一旁的山海关区旅游局局长刘媛失声痛哭起来，“我是山海关的罪人，老局长的工作成果在我手上被败光了。我们愧对全国游客，愧对国家旅游局的信任，愧对山海关人民。”（10月19日澎湃新闻）

　　根据此前的媒体报道，这是旅游主管部门首次对景区摘牌，并且还全国通报，痛心也好，失声痛哭也罢，都是不难理解的。而在这凄楚的失声痛哭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当地旅游局局长的“罪人说”，这里的罪人，显然不能与法律层面的罪犯去理解，从字面意思来看，这更多是其作为旅游局一把手的“耻感”表达。

　　据说，这个也是有传统的，古时在皇帝那便有“罪己诏”的说法——古代的帝王在朝廷出现问题、国家遭受天灾、政权处于安危时，自省或检讨自己过失、过错发生的一种口谕或文书，皇帝大多在里面言辞恳切，甚至恨不得要杀身成仁的决心，但从事后来看，不过是其作为九五尊者的另类姿态表达而已，并不能说明，这些皇帝有多么地自责和内疚。近者则如去年9月最先由作家马伯庸先生的微博曝光的——北京一家栗子店突然歇业，还留下一张告示。微博附图说明，栗子店老板张先生，因栗子质量不好，心存愧疚，写了一封余字半文半白的“罪己书”。该“罪己书”被网友转发到网上，短短一天转发量超过一万。不少网友感慨“业界良心”，也有网友质疑为炒作。

　　由此再来关照旅游局局长的“罪己说”，言辞倒也恳切，但是，从后来的情形来看，这似乎也说不上其本人对被摘牌，有多么强烈的耻感。根据这位局长对媒体的解释，这次的“祸端”——涨价乱象完全系个人行为，是与景区合作的旅行社工作人员李华为个人利益与5D电影院达成私下协议，用一张不干胶粘贴景区原有的价格公示牌，把原本标注老龙头景区的价格修改为“龙头通票票价：成人90元/人，学生60元/人”。“事实上，我们旅游局和景区每天都会定期对景区进行监督，但李华做得很巧妙，掌握监督人员的巡查规律后，在巡查人员来时，她会将不干胶撤掉，走了又粘上，一直没有被发现”。换言之，不是我们旅游局的人不勤恳，而是敌人太狡猾，如此理直气壮，如此满腹委屈，又如何把“罪人”揽在自己身上呢？

　　很显然，即便是在摘牌之后，作为旅游局的局长依然把这次的责任，归咎于“敌人太狡猾”，“暗访太厉害”，仍然将其问题视为一个偶发性事件，而事实上，在国家旅游局给出的摘牌原因中，除了“老龙头景区擅自更改门票价格”外，还有三条原因分别是：景区环境卫生脏乱；设施破损普遍，服务质量下降严重；导游、医务等岗位人员缺失严重。这些问题难道还可以归咎于“敌人太狡猾”吗？还可以说是暗访者太厉害了吗？还是正如当地区委书记所言——难道是我们都瞎了吗？

　　这些问题的发生，固然是有着深层次的体制问题，但是卫生脏乱、设施破损普遍、导游医务人员缺失等表面问题的存在，难道不是旅游管理部门的失职所在吗？难道不是监管不力所致吗？如果当地旅游局在此前就能把这些明眼人都能看到的问题努力解决好，又何至于在黄金周之后发生这摘牌的“晴天霹雳”呢？又何至于让一个满腹委屈者成为“罪人”呢？从来都不是平地无声起惊雷，也从来都不会有无缘无故的痛心。

　　10.掌掴办事老太被撤职并不冤

　　陈广江

　　10月10日下午，退休老太王丽（化名）来到安徽省安庆市社会保险费征缴稽核中心，办事未果后，飙起脏话，不料却遭该中心申报登记管理科副科长何某掌嘴。记者10月18日从安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该局16日已责令安庆市社会保险费征缴稽核中心对何某进行严肃处理。目前何某已被撤职并调离工作岗位，十分后悔。（10月19日《新安晚报》）

　　事件并不复杂，道理也很简单。退休老太办事不成满口脏话，属于语言暴力，的确很过分，且涉嫌违法，用“为老不尊”来形容并不为过；副科长怒火中烧、掌掴老人，属于“以暴制暴”，不仅缺失基本的职业素养，更是宗旨意识、法治意识、纪律意识淡薄的表现，被撤职调岗也是咎由自取。

　　令人遗憾的是，此事在网络引起轩然大波，很多网友不仅为该副科长鸣冤叫屈，还对掌掴办事老太的暴力行为叫好，甚至上纲上线再拿“坏人变老”和“老人变坏”说事。和老太的飙脏话与副科长的扇嘴巴相比，网络舆论的不理性和暴戾之气无疑更可怕，更令人深思。

　　从报道看，因政策不符，事未办成，老太飙起了脏话，还不断用“不信你女儿不生重病”进行诅咒，不巧的是副科长的女儿国庆期间生病了，于是受到刺激的他失去了理智。尽管事出有因，但对公职人员来说，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问题是基本的职业素养，不该被情绪左右行动，滥施暴力。

　　具体说，如果办事群众无理取闹、口出不逊，公职人员首先要劝阻和警告，劝阻和警告无效可报警，由公安机关处置。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老太公然辱骂他人、扰乱单位秩序，公安机关可视情节轻重依法处以行政拘留或罚金。如果公职人员脾气暴躁、失去克制，进而殴打办事群众，不仅有损形象，更违法违纪，当然要受到应有的处分。

　　值得一提的是，老太是在要求“特事特办”未果后才着急上火、飙起脏话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办事群众对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不信任，以及潜规则盛行、群众法治信仰不坚的社会环境。

　　无论如何，打人不对，公职人员殴打办事群众是错上加错甚至知法犯法。如果公职人员都不懂得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怎么能奢望办事群众知法守法？办事老太飙脏话，副科长就扇其嘴巴，这是典型的用无知对待无知、用暴力制止暴力。要知道，无论是道德自律还是守法意识，社会对公职人员的要求更高。

　　此外，拿个案对老年群体进行标签化、污名化的做法同样应予以谴责。在网络上，老年群体话语权不足，个别的负面形象往往被放大，最典型的是“扶不起”现象，不能再这么不分青红皂白地糟蹋老年人的集体形象了。（陈广江）

　　11.不收“份子钱”取决于市场的力量

　　堂吉伟德

　　“份子钱”或挂靠费是很多出租车司机每月都需缴纳的钱，“份子钱”是开公司汽车的司机缴纳的承租金等费用的汇总，挂靠费则是私人出租车缴纳给出租车公司的费用。“份子钱”重、挂靠费高，一直是不少城市出租车司机抱怨的问题。滴滴快的公司透露，滴滴出行将与传统出租车企业上海海鸥控股、上海汽车集团工会、上海交通工会共同发起成立“上海海鸥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社”，探索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的新模式。（《京华时报》10月19日）

　　“份子钱”或者挂靠费的组成部分很复杂，其中包括养老金、公积金、医保、失业保险金、工会费、个人调节税等，这本身也属于出租车司机应承担的部分，属于刚性的支出。当然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出租车公司收取的管理费用，也就是新成立的服务社所收取的服务费。只不过，相比于传统的收费模式而言，新收费模式一方面剥离了养老费等“刚性支出”，另一方面减少了管理费等“柔性支出”。

　　除提供驾驶员销卡、发票管理等日常服务外，还将提供车辆更新、车辆商业保险等便利服务，以及线上代缴税金等服务，同时还要补贴顶灯设置、计价器软件更新的费用，服务社可以说是“赔本赚吆喝”，这种模式，跟之前打车补贴乘客，培养用户消费习惯的做法如出一辙。自然，若是没有流量带来的广告收入，作为低服务费下的补偿，这种模式就难以为继。

　　打的软件只是一个平台，其作用就是把供需双方的信息进行了直接对接与分配。那么服务社靠什么来赚钱呢？以流量为核心的服务性收费，以及由此产生的如广告费等衍生收入。假若把每个出租车比作在网络上注册的“电商”，而在具体的管理上，其模式与现有的电商大同小异，都是通过用户的回馈作为评价标准，以此加强对服务质量的管控，用收入的差异化来发挥倒逼作用。

　　因而，“低收费出租车模式”的成功必须要有两个方面的前提，一是网络线上订单应当占有支配地位，而不是线下订单占主流，否则平台就无以发挥“订单分配者”的作用，也无以满足线上出租车的使用需求；二是这种非企业化运作的模式，离不开政策的引导和司机群体的支持，否则这种松散化的管理模式，就难以起到改革鲶鱼的效应。因为当一个司机不服从管理的情况下，其完全可以避过线上而延续传统的线下模式，不收“份子钱”式的服务，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

　　“互联网＋”技术的作用发挥，需要有深厚的消费习惯和市场行为作为基础，让互联网真正把出租车司机、出租车公司和乘客之间，都并入到这个网络之中。在普通出租车仅有15%的业务来自打车软件约单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更大的线上约单率的提升，此种出租车驾驶员管理的新模式难有光明前景。

　　其实，出租车行业的各种问题，表面在份子钱过高，本质上还是既有的管理体制所致。出租车管理延续的是计划模式，政府出售牌照并获得收入，然后对价格实行了严格的管控。不对最关键的政府管控和计划模式实施改革，不能触及根本的改革而进行技术性的调整，结果自然就难言乐观。因而，放松出租汽车市场公司化准入，放开出租汽车数量管控，放活出租汽车经营方式，加快行政许可向市场配置转变，互联网约车平台的作用，才会得到真正的发挥。（堂吉伟德）

　　12.监督“关卡”岂能沦为“空门”

　　邓子庆

　　这是一起8.6元账务出入牵出的重大贪腐案。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县鹿阜街道办事处村级会计服务中心女会计段红云在一年半的时间内，突破8道监督“关卡”，监守自盗近万元村集体资金用于美容、购买奢侈品等个人消费开支。至案发被查时，段红云购买的一些名牌衣服、鞋、包甚至连商标都还没有拆。（10月19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今年来，小官巨贪现象颇引人 　　回顾段红云的堕落轨迹，确有值得反思之处。要知道，身为会计的她，想打村集体资金的主意并非易事——每一笔资金的支出，都需要经过8道监督“关卡”，其中任何一道“关卡”将她卡住，她就难以得逞。当反思之处也正在于此：为什么她在一年半时间作案高达32次却屡试不爽？那么多“关卡”为什么没卡住她？守“卡”之人是否恪尽职守？

　　事实证明，看起来严密的制度和环环相扣的“关卡”，在段红云贪腐案中因一些人的玩忽职守而沦为“空门”，成了不折不扣的“稻草人”。例如，本该管好村委会公章的村委会副主任却违规将公章放在段红云处任其使用，会计中心主任和总会计将本该由自己审核把关后才能用的条章、方章交由出纳管理使用，出纳为图省事则将本应由自己管理的支票盖好章后交由段红云代开……于是乎，在村集体资金支出的多道程序中，全由段红云一手操办即可了事，加之段红云假冒领导签字，所有“关卡”便随之失灵了。

　　分析段红云贪腐的成因，除了其个人贪欲膨胀外，相关人员无视制度和程序规定，任性地按人情世故和个人方便办事，为段红云贪污挪用村集体资金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些人最终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和问责处理，可以说是咎由自取。

　　在很多贪腐案件中，人们总习惯性地质疑制度不完善，给腐败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但同时还该意识到，制度的执行者始终是人，若执行者不尽忠职守，视制度和程序为儿戏，即便制定的制度再完善、程序再严密，终究是形同无物。也就是说，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若不执行或执行不到位，比没有制度的危害性更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制度不少，可以说基本形成，但不要让它形同虚设，成为“稻草人”，形成“破窗效应”……制定制度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抓落实，九分气力要花在这上面。从段红云监守自盗万元村集体资金案件来看，很多地方和部门在如何抓好制度落实层面，确实还要继续花大力气。唯有将制度落到实处，将“关卡”筑得牢固，才会真正让贪腐者不敢腐、不能腐。

　　13.幼儿集体裸照上网：一次社会教育课

　　朱昌俊

　　最近，洛阳偃师某幼儿园一组照片引起家长不满，照片中十几个裸体男孩摆出很多造型。家长说老师不应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把照片发网上，甚至指责老师变态。老师很委屈，称当时是讲解性教育和做人道理，没恶意。校方已向家长道歉。（10月20日《扬子晚报》）

　　不必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幼儿园老师的这一行为。但该做法受到孩子家长的谴责，曝光后遭受舆论的质疑，却并不让人意外。类似的争议其实早就存在，比如在年，一名母亲将自己1岁大的孩子在婴幼儿游泳馆里没穿泳裤的照片发到自己的QQ空间，就引发了是否涉嫌色情传播的质疑。

　　相较而言，这起事件就显得更为复杂。一是，幼儿园老师将孩子的裸照发至网上，并未经得作为监护人的家长的同意。二是，教师拍摄此类裸照和将照片传上网，其在传播过程中可能带给孩子隐私权的伤害，和在拍摄时为某些恶意伤害提供便利的可能性等等，都决定了这一做法确实不妥。

　　按照老师的说法，拍照是为了进行性教育。表面看来，这似乎确实与性教育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然而，性教育也需要区分不同年龄段孩子的特点。在幼儿阶段，可能更多的只是增强孩子的性别认同，拍裸照对此或并无帮助。而儿童的性别教育，其中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让孩子从性别观念出发，提升自我保护的意识，比如不能将隐私部位暴露出来。在英国的小学生守则中，第一条就是告诉孩子背心、裤衩覆盖的地方不许别人摸。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方式的性教育，所起到的作用可能恰恰相反。

　　最重要的是，囿于幼儿并不清楚拍裸照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老师在拍摄过程中是否存在恶意的伤害，如对猥亵等行为并无有效的辨别和抵制意识与能力，事后成人也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对这类行为也应该予以明确的制止。

　　即便这名教师确系无意识之过，该现象所发出的警示也足够引起重视。一方面，从拍的照片来看，全裸的孩子还摆出了各种造型，教师似乎有将孩子不自觉的当成自己的“玩偶”之嫌。教育和尊重孩子的隐私、人格的界限到底该如何把握？另一方面是，在低龄学童中，性别教育到底该如何恰当的开展，既确保有效又防止可能带来的伤害？特别是近年来，在儿童猥亵事件多次发生的现实语境中，人们很难不对这类现象作“合理怀疑”。较之于教育体系中性别教育的普遍缺乏，幼儿园老师有意识的开展性别教育固然值得提倡，但如何合理的开展，可能还存在不少的观念和操作误区，需要全方位的补课。

　　谈及此类案件，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国外法律对于拍摄和传播儿童裸照的严厉限制。这之中或许有着文化层面的差异，难以完全作相同的比较。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随着对这类现象的争议的出现，说明我们对于这类行为的认识已经开始发生变化，确切的说，是对于儿童保护意识提高了，这无疑是观念和文化层面的进步。因此在法律层面，也应该及时并明确的回应这种社会观念的变迁。

　　就事论事来说，该事件只要通过调查能够证明当事老师确系没有恶意，舆论也不应该对之上纲上线，或进行不当的言语攻击。正确的态度，是通过这类事件，更加厘清儿童权利保护的边界，普及性教育的科学性，同时对“照片上网”可能带来的伤害存有更多的警惕之心。就此而言，它可能更接近于一场社会教育课。（朱昌俊）

　　14.大V医生涉性侵：别让桃色模糊了是非

　　龙敏飞

　　近日，青岛“大V名医”涉嫌性侵多名患者后失联的新闻甚为火热，记者联系上多名自称遭受郝爱勇侵犯的受害者，提及青岛治疗的这段记忆，几名女性表现出焦虑和愤怒，有人“整夜整夜睡不好觉”。10月19日晚，青岛市南公安分局官方微博通报，警方根据网络社交媒体流传的一起涉嫌刑事犯罪信息展开调查，于10月18日将涉嫌强奸犯罪的嫌疑人郝爱勇刑事拘留。（10月20日《成都商报》）

　　一位民间协会的会长，一本不知名杂志的主编，拥有数十万不知道是不是僵尸粉的大V，再加上当事人在网上的自我营销，以及对粉丝的“极度热情”，青岛“大V名医”郝爱勇就被打扮成了“大师”，与王林、李一等人并无实质区别，只不过程度更甚，因为郝爱勇不仅骗财，还“骗色”。本以为郝爱勇是“送子天使”，却不料其是“性侵恶魔”。遗憾的是，郝爱勇的手段与方法并不高明，也无过人之处，可被其性侵的人却并不少，这背后有多少真问题，无疑值得审视。

　　首先是受害人自我防范意识太差。在被郝爱勇性侵的人当中，不仅有青岛本地的，还有外地的，而郝爱勇行医的场所，医院，也不是诊所，而是在自己的房子里，这本身便是令人生疑的。比如，可以向其询问行医资格证并进行验证，可没有人有这样的防范意识。再比如，在郝爱勇治疗的过程中，居然有用阳具来敷药这样的荒诞情节，一些女性居然也深信不疑，最终为郝爱勇性侵埋下了伏笔。缺乏必要的防范意识，是不少当事人成为受害者的原因之一。

　　其次是受害人有病急乱投医的嫌疑。这所拷问的，便是相关的制度设置了。众所周知，在我国，很多事情是被禁止的，比如代孕，比如冷冻卵子等等，因为其涉及伦理道德，但很多事情不是禁止就能解决问题的，比如一些无法生育的夫妻对生育孩子的渴望与需求。一旦这样的需求无法通过正当的渠道来满足，那么其便会采取非正当的手段与渠道。可以说，一些受害人对江湖术士郝爱勇深信不疑的背后，也是这些人无奈的选择。

　　最后便是政府部门监管的问题。如今，青岛“大V”医生涉性侵落网了，一些真相也出来了：原来这郝爱勇就是一骗子，其并没有行医资格证。于是，一个问题也来了：监管部门早干嘛去了？众所周知，对于郝爱勇这样实名认证的大V，受害者并不少，这意味着郝爱勇非法行医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那么当地的监管部门为何毫无察觉呢？为何要等到受害者发帖、媒体曝光之后，青岛“大V”医生无行医资格的事实才被曝光于众呢？

　　在青岛大V医生涉嫌性侵女患者一事上，这背后有着太多的真问题。遗憾的是，当前舆论的 　　就如今而言，唯一的期待是，别让桃色模糊了是非，而必须抓住这背后的真问题不放。

　　15.国考冷热不均中的正常与不正常

　　高亚洲

　　又到一年国考时。虽然报名时间才过半，仍不妨碍国人对其的围观，根据媒体对目前情形的统计，年的国考报名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报名仍然火爆，从报名人数来看，已经超过了去年同期；二是仍然冷热不均，有最热者如人社部某岗位在19日17时，就已吸引了人报名，而最冷者则莫过于同一时间段超过个少人问津的职位。

　　火爆也好，冷热不均也罢，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横截面，必须置于具体的事实坐标中，才能趋近于客观和真实。具体来说，尽管报名人数已经超过去年同期，能不能说在中央密集禁令下，体制内的吸引力反而越强呢？另外两个必须提及的事实是，一是今年的招录人数比往年有大幅提升，二是这个数据还只是报名时间过半之时，从往年情况来看，会不会继续保持这样的态势，还很难说，当然，这并不妨碍对“公务员热”的基本判断，这是短期内恐怕也无法改变的。

　　而就冷热不均来说，虽然往年也出现过类似的现象，但是必须注意的是，今年的这种无人问津尤其突出，根据媒体的统计，从年到年，国考无人问津的岗位最多时是几百个。

　　在20日国家公务员局考试录用司发布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报考人数较少职位情况特别提醒”中，专门列举了哪些岗位是少人问津的，通过打量这些岗位，不难发现，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尴尬，大致的原因无非有二：一是职位的“钱途”惨淡或是前途堪忧，这些职位大多是一些存在偏远地区或是习惯上理解的“清水衙门”。二是门槛过高，这里的门槛，既包括岗位本身的高冷，也包括岗位要求太高，让大多数考生有心无力，望岗兴叹。

　　一个首先得以厘清的常识是，在人才招聘中，由于岗位的专业要求不同、个体的偏好不同，甚至在传统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报考的冷热不均本身是正常的，换言之，这是个体和市场理性的选择。

　　具体到一场自上而下的国家公务员招考来说，出现冷热不均更是极为正常的现象，毕竟这其中还包括地域等客观限制，更遑论此中的“前途”考量。但是，当冷热不均演变为极为突出的“无人问津”时，则是需要警惕的现象。毕竟，与考生颇为复杂的理性考量不同，用人方如果出现了大面积的无人问津，这显然是招聘的低效，更具体来说，是与劳动者需求的严重对立。而当它发生在公务员招考中，更是一种值得警惕的不正常。

　　由此需要追问的是，这些无人问津的岗位设置，是否真正考量过人才市场的热点？是否真正尊重了人才成长的规律？更大胆的揣测是，这其中的少人问津是否有人为设置的壁垒，进而演变为“萝卜招聘”呢？如果出现了如此这种人不能尽其才，甚至出现权力魑魅下的乱象，这显然是公务员招考中的不正常。

　　面对国考冷热不均的正常与不正常，它最大启示依然在于，如何褪去公务员招考中的权力底色，更进一步说如何让公务员回归到职业化轨道中，让公务员招考回归到人才市场的供需逻辑中。